公正司法应告别“司法文件依赖症”

公正司法应告别“司法文件依赖症”

今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一份复函函中，要求有关方面“叫停”浙江省高级法院的一份文件。两年前，震惊全国的温州“寄血验子”案，正是依据这份文件，对300多名涉案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并陆续将数十人诉上了法庭。

司法断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的“法律”，若作狭义理解，专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若作广义理解，还包括其他位阶的立法或准立法，如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及司法解释等。

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被理解为以某一法院下发的文件为准绳。一个现实的尴尬却是，不少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都在不辞辛苦地出台各色文件——在他们的司法管辖区内，这些文件还常常被赋予了执行力，扮演起“准司法解释”的角色。

这些司法文件当然不是司法解释，也无法成为司法解释。因为由全国人大赋予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且“两院”只能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这是司法解释最基本的规范。

在温州“寄血验子”案中，该案代理律师发现，永嘉县公安以“非法行医罪”对参与运输血液至境外鉴定的人员采取刑事拘留，当地检察机关也以“非法行医罪”对这些人员提起公诉。这两家所持的法律依据，就包括了浙江省高院制定的《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律师认为，这份“意见”扩大了刑法相关罪名的打击范围，存在将行政违法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的情况。

在律师多次投诉并吁请撤销这一怪现状之后，李步云等法学家接力发声，敦请全国人大法工委启动法规备案审查程序，撤销浙江省高院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并由两高对据《意见》裁判的案例作出甄别，划清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界限。最新的进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回复称，已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作了沟通，并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浙江省高院表示《意见》属于应当清理的带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将商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停止执行相关条款。

多位律师、学者两年多的“接力”呼吁，终于有望叫停一份不合法的“准司法解释”，这一过程实属不易。但问题在于，为何有的司法机关愿意冒着违法的风险不断地抛出各类司法文件，以期有效指导司法官员的标准化司法行为？按理说，司法官员如果对法条都能有统一的理解，根本不需要司法文件的指导。问题正在于，司法官员并非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工业化产品，他们的知识储备、人生阅历和司法经验，不说千差万别，至少也各各不同。司法官的同质化就是在司法官精英化的基础上提出的。法治代表着确定性——不管哪位法官裁判，同样的事实、依据同一部法律理当得出同样的司法结论，这样才能让公民基于对司法的确定性预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也就是说，破除类似上述个案中的“司法解释依赖症”，除了坚守司法精英化和同质化的方向，更应在司法官的养成中，着力于传授司法官以独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司法技艺，而不是培养司法官唯司法文件办案的依赖心理。  

（作者系资深法律工作者）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