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武大博士遗书”也是给抗疫添乱

近日，网传武大女博士患新冠肺炎并留下遗书。网帖称，女博士31岁，是贵州贫困生，姓姜，感染新冠肺炎后仍在校学习并在校医处开药，并于放假期间在图书馆学习，会帮助老师锁门等。帖子最后表示，该女博士后于2月24日去世。3月2日凌晨，武汉大学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经核实，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武汉大学796名留校学生除一名硕士生外，再无被感染者；武汉大学在读学生亦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者。(3月2日《新京报》)

看了一下所谓的“来自武大女博士新冠肺炎的遗书”，应该说具有相当迷惑性。这封“遗书”，不仅抓住了疫情的热点，而且抓住了社会的痛点，尤其以所谓“女博士”家庭和情感来作卖点，能够激发起人们的同情感。诚然，有一些细节经不起推敲，可问题的关键是，按照现在网络化阅读特点，又有多少人去推敲那些细节？

武汉大学的回应，已经清晰表明，这是一则不折不扣的谣言。相对于其它一些不怀好意明显具有恶意，甚至带来社会恐慌、制造社会混乱的谣言，这样的谣言看起来危害级别不那么高，但要看到，只要是谣言，就必然有危害。正如这封“假武大博士遗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信息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疫大局。

过去讲“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在新传播语境下，似乎辟谣也只是“一张嘴”的事情，只要在网上发一个公告就行了。但在事实上，今天造谣的成本更低，谣言波及的范围更广，再及时再充分的辟谣，都不能完全跟上谣言的脚步。在黑板上写错一道题，拿起黑板擦，及时擦掉就行。但谣言不是这样，任何辟谣都是事后的，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辟谣和造谣所覆盖的时空，必然会形成一定“夹心区”。正如这封假遗书，此前已经有不少人看到了，影响已经造成了。而现在的辟谣，很难精准抵达当初所有看到谣言相信谣言的人身边。

造谣与传谣不同，传谣还存在一定的盲听盲信，有时是科学素养不足造成的，有时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造成的，传谣者有时也是谣言的受害者。但造谣者，往往是故意的。从动机上，起码有这三类，一是恶劣，比如怀着不可抱人的目的，故意通过制造谣言来干扰大局。二是恶意，比如为了营销商品，或者收割流量，而生产一些谣言。三是恶趣，比如有些谣言，纯粹基于当事人低级趣味，甚至只是为了所谓“好玩”。

“假武大女博士遗书”，到底属于哪一种性质的谣言，现在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哪一种，哪怕只是基于低级趣味，纯粹为了恶搞而炮制出来的，依然不可原谅。这次疫情，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首次爆发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谣言病毒”的侵袭。就目前来看，当初对“谣言病毒”的预言一语成谶，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低估了其泛滥性及其带来的影响。人们对于性质恶劣、怀有恶意的谣言，相对比较在意，比较支持严惩，而对于那些低味趣味，看起来似乎不是“满满的恶意”的谣言，警惕性和敏感度比较低。

在疫情中发生的所有谣言，其实都是在消费灾难，区别只是在于追求的消费获得感不同。有的是为了干扰大局，有的是为了从中收割流量或利益，有的可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任何一种被证实的谣言都是在给抗疫添乱，“假武大女博士遗书”也是给抗疫添乱。从这封遗书第一人称的叙述，及其描写的情节来看，肯定是精心炮制的，远远没有“误听误信”这么简单。按照现在网络技术手段，追寻其源头应该并不难，很想看到顺藤过去，能够摸到什么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