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评线】金羊网评：香港教育去殖民化的若干思考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振兴发展的最根本的事业。香港回归以来陆续出现了系列风波，尤其是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风波，相当多青少年学生参与其中，部分教师煽暴、纵暴，凸显了香港教育的积弊，引发社会严重关切。笔者认为，香港教育的积弊，关键症结是教育去殖民化不力。只有铲除香港教育的殖民影响，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和中华文化认同，才能真正提升香港教育服务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助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殖民主义对香港教育产生深刻影响

英国对香港156年的殖民统治以及英美新殖民主义对香港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概而言之体现在“文化惯性”“制度惯性”“政策惯性”三方面。

“重英轻中”的“文化惯性”，抬高英语教育和西方价值观，贬低中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殖民时期的香港教育本质上是“三轨制”，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一轨是面向英国子弟的英文小学—英文中学—英国剑桥等本土大学，从而造就英国统治香港的代理人；第二轨是面向上层华人子弟的私塾—8年制英文中学—香港大学，培养“对英国、香港、中国内地有影响力的亲英势力”；第三轨是面向普通华人子弟的中文小学—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劳动大众。第一轨等级最高、最具特权，第二轨次之，第三轨再次之。这种泾渭分明、等级森严的“三轨”制教育造就了香港重视英语和西方文化、轻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普遍社会心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学习英语已经成为香港华人家长的普遍选择。受这种教育制度浸染，久而久之积淀下来，在香港社会就塑出英语和西方价值观高于一切的被殖民心态，它就像空气一样，呼之不觉、吸之不觉。目前，香港90%的学生选择英语学校，只有10%的学生选择中文学校就是最好证明。同样，在这种文化浸染下，有些中小学教师以英语教育背景者居多，他们崇拜英语文化和西方价值观，贬低中华文化，缺乏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有些香港人甚至以做中国人为耻。尤其是香港个别教师专业团体，热衷“去中国化教育”，长期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建制派搞对抗，在“反修例”风波中，有些教师甚至煽暴、纵暴，毒害学生。可以说，个别教师专业团体是“重英轻中”的堡垒，殖民影响下的文化惯性根深蒂固。

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制度惯性”，导致香港学生难以对中国文化和内地形成文化血缘上的亲和力。长久以来，港英当局对香港教育实行放任自流政策，对教会、团体、私人办学缺乏整体性、长远性考虑，形成了全世界罕见的以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基础教育体制。据香港教育局2019年统计，香港普通中小学（包括本地和国际）共1093所，其中官立中小学（由政府开办，教育局管理，教职员工均为公务员）只有65所，仅占学校总数的6%，其余94%为非官立学校，包括资助学校、直接资助计划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等。这些非官立学校的共同特点是不由教育局管理，而是由法团校董会或校董会管理，其举办者背景复杂，涉及教会、团体和私人，而很大一部分是教会学校。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香港基础教育体制，导致校长任命、教师聘任、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缺乏政府的统筹规划，学校相互间各自为政，基本上是“一校一策”。受这种制度惯性影响，香港的非官立学校常以保护办学自主权为幌子，抗拒特区政府对学校的教育治理和必要行政干预。因此，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教育、基本法教育在这些学校长期遭到抵制，甚至有教师将错误、歪曲的信息灌输给学生，导致香港部分年轻人很难对中国文化和内地形成文化血缘上的亲和力与归属感。其结果是，有些香港年轻人心目中难有国家和民族认同。

港英当局变“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的“政策惯性”，削弱了特区政府的教育管治权。香港回归前，港英当局实行港督主导的集权统治，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主导”体制。但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港英当局为维护其在香港的既得利益，末代总督彭定康不顾《中英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单方面搞政改，把香港原来的“行政主导”体制扭转为“立法主导”体制。这给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管治设置了重重障碍，压缩了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干预空间，大大削弱了行政长官的教育管治权，造成教育话语权缺失。加之英国撤出香港后，留下的势力真空很快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填补，外部势力不时干预香港教育。于是，在一小撮人的操控下，纯粹的教育问题就容易被渲染上升为政治问题。2012年4月，香港教育局发布《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引发“反国教”游行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

香港教育的殖民化影响是长期形成并固化下来的，因此，教育去殖民化工作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这一过程是长期、复杂的，而且带有“一国两制”下的特殊性，必须着眼长远，统筹全局，维护国家安全。

英国150多年的殖民统治使殖民主义影响已渗透到香港的方方面面，这使得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具有长期性。可以想见，经受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教育后，很大一部分香港人已认同乃至崇拜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并贬低中华文化。这种心理认同的扭转不是短时期内能达到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香港回归后，受英、美新殖民主义等多种因素影响，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具有复杂性。回归前，香港主要受英国的殖民影响，回归后则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种势力的影响。多国纷纷在香港设立超常规模的驻港领事馆，并以在香港实施“颜色革命”为主要目的。英美新殖民主义以香港教育界为重要对象，对香港师生、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进行渗透，重点扶持香港部分高校青年师生组织游行、示威、罢课等政治活动。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工作具有高度特殊性。根据香港基本法，除国防和外交事务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方面的高度自治权。理论上讲，教育事权掌握在香港特区政府手上，但由于上述的非官立学校为主体的基础教育体制的制度惯性和“组织惰性”，使香港回归24年来，教育去殖民化未见明显成效。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实施教育去殖民化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绝无仅有的，必须高度重视其特殊性，积极探索，久久为功，绵绵用力。

如何推动香港教育去殖民化

香港教育去殖民化涉及面广，是个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系统思维。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以增强香港青少年国家意识、民族认同、实现香港人心回归为目标，用“教育去殖民化”改革思路统揽目前已实施的香港其他教育改革措施，使香港教育去殖民化保持连续性并向纵深推进。

一是香港教育事关国家安全，必须提高其战略地位的认识。深受英国殖民主义和英美新殖民主义影响，香港教育面临各种政治力量和各色社会组织的包围，尤其是敌对势力把香港作为对内地实施“颜色革命”的示范地，处心积虑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必须提高对香港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对香港教育方针、人才培养目标、爱国主义教育等方向性内容作出基本规定，在相关立法中将教育事务从科技、文化、卫生等其他事务中分立出来，凸显教育的重要地位。

二是切实落实香港国安法相关内容，为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奠定法制基础。香港国安法第九、十条是对香港基本法关于教育条款的全新拓展，是中央对香港应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提出的法律要求，是中央获得香港教育部分事权的法律依据，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性。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及其他境外乱港势力受到震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为学校实施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彰显了法律的严肃性。在此基础上，香港特区教育局陆续发布了针对学校等机构的国家安全实施指南。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落实这些法律要求，将法律条文转化为办学实践，同时完善相配套的香港国家安全教育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三是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平台作用，加强交流，增进了解。推进粤港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领域合作发展，重点实施粤港“姊妹学校”工程，鼓励粤港学校加强“姊妹学校”交流制度，并制定相关激励措施，进一步在合作发展和交流互动过程中增进香港师生对内地的了解，增强国家意识和中华文化认同。同时，加强与香港教育相关部门的战略合作，在课题研究、教材编写、音像制品制作等方面加强合作。鼓励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推进粤港教师教育合作，完善香港同胞在内地报考教师资格证的相关配套工作。

四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工程，提升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香港毗邻广东，与广东在文化、语言、心理、风俗、禀赋各方面最为接近，文化同源，语言相通，属于岭南文化范畴。要推动香港学生与内地学生交往交流，提升香港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提升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挖掘广东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内涵，加快打造一批国际化、高品质、重实践的标志性研学产品，建设一批优秀研学旅行教育基地，加强粤港青年学生互动交流，促进心灵相通，助力香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金羊网文/羊城晚报评论员李阳琇 杨爱平 胡中锋）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与社会融合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