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撕掉大学“无名氏”身上的标签

特约评论员 李小仪

周濂教授的 《大学校园中的“无名氏”》引起讨论，又一年高考临近，9月，新一批学子将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迈入校园，开启人生的新阶段。进入高等学府后的人生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独自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平衡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都是成长的重要课题。其中，接受自己成为“无名氏”是其中最普遍却也常被忽略的现象之一。

淹没于人海的失落感不仅造成了个人如何重新定位自我的困境，更反映了整个大学结构社会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量“无名氏”的产生只是其表现之一。不时引起社会讨论的导师成老板、学生会官僚风盛行、“优秀绵羊”精致利己等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话题与学生存在感缺失背后的根源是相同的。在这种集体无意识造成的大环境氛围下，与其说是老师或学生对彼此态度冷淡、漠不关心，不如说是双方保持了一种“知道对方有其他事要忙”的礼貌社交距离。

大学是学生进行未来规划、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老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从学生对何谓获得“存在感”的讲述中不难发现，他们定义的大学理想师生关系或多或少存在对中小学师生相处模式的路径依赖：老师能叫出自己名字、上课被点名发言、耐心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等。不可否认，这种密切师生关系中传递的温暖是任何人都渴望和需要的，但仅就教师引路人作用的发挥、师生良性沟通机制的建立而言，回归类似中小学的相处模式真的是唯一选择吗？

“无名氏”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其往往与失去存在感、流于平庸、人脉焦虑、前途迷茫等更大更长期的困境相联系。要想克服结构性弊病，首先应当撕掉现行体系贴在“无名氏”身上的标签，从思维方式上突围。

首先，“无名”就一定等于存在感缺失吗？如前所述，落差产生的前提是存在与中小学的对比，而大学与中小学教育模式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则决定了对“存在感”的定义需要作出一定调整。进入大学前，学生大都走升学这一条路，统一的目标、既定的课程、固定的空间促成了紧密学习共同体的形成；进入大学后，专业分流、选课自主、出路各异，一次次分流之后，学生存在感更多来源于自己所在的不同团体，来自自己在小团体中老师和同学间的“有名”。进一步讲，较之中小学空间上的紧密联系，大学存在感更多在于精神层面的“志同道合”；即使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共同体，存在感的获得也不应依赖于老师的关注和认可，而要专注于自我的丰富与提升。换言之，在大学教育模式下，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不在于老师对学生学习生活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注，而在于双方智识和精神上的交流互动。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教学上心的老师，更需要抛除依赖感、有独立人格的学生。

其次，“无名”就意味着失败、平庸吗？任何领域、任何时候的成功都不应当由成名定义，对还在校园学习积淀、积蓄能量的青年学生尤其如此。如果获得老师的关注和认可就能定义优秀，那这个试图“优秀”的过程本身就是功利的、不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比“无名氏”渴望被注意更值得讨论的，是学生上课时希望被老师记住和认可，结课后又与老师形同路人这一矛盾现象的存在。而依上述逻辑，造成这一矛盾表象的原因不难解释：在一门课上得到足够关注、获得一个高分，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卓越”成就达成，于是继续奔赴下个战场，如是反复。教学活动异化为学生寻找成就感的手段，对成功的定义愈发单一，联系师生的纽带只剩分数。从这点看，正因为学生将存在感寄托于老师的认可，才会在未能获得老师关注时自叹平庸、感到挫败，存在感依赖是挫败感产生的前置问题。

任何良性沟通机制的建立都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彼此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无名氏”其实是一个双重困境：在这一困局下，学生低头赶路，陷入不想了解他人也不想被他人了解的囚徒困境；教师得不到积极反馈，苦于找不到愿意聆听“传道”、潜心治学的学生。“无名氏”去标签化，并不是要求老师记住每位学生的名字，而要对教学足够上心，给到学生技能训练之外的思考启迪；作为学生，我们更应当在进入大学后找准自我定位，在“向内求”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精神上的充盈——生命灵性的舒展、自由思想的碰撞，才是解开师生间“无名”难题的根本动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