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这一辈子我希望您“为了自己好”

特约评论员：杨周锦

近日，随着电视剧《小舍得》的热播，“鸡娃”和“虎妈”重回舆论焦点。剧中的母亲田雨岚可谓鸡娃界的“劳动楷模”：为了给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她对教育培训市场产品的优劣与目标学校的需求了如指掌；为了让孩子“只需要专心学习”，她把孩子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连早上洗漱的牙膏也会帮孩子挤好；为了能够在课后辅导孩子学习，她旁听孩子的每一堂课外班，笔记做得比孩子还细致；为了让孩子进金牌奥数班，她低声下气地各处托关系，当众给曾经举报过的老师道歉，平日里的傲气统统抛诸脑后。只要能帮助她的孩子升入重点初中，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然而，田雨岚满溢的爱和忘我的付出并没有让她的孩子颜子悠过上健康无忧的生活。从子悠在家长会上当众哭诉

“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到他不堪过重的学习压力而出现幻觉，蹲在医院楼道中歇斯底里地冲妈妈哭喊“不想再看见你”，一条条飘过的弹幕中，同样身处重压之下的孩子们不满地斥责田雨岚“疯了”，处境相似的妈妈们却无奈地感叹“累了”、“哭了”。孩子近乎崩溃的精神状态与亲子关系的破裂仿佛两把现实而无情的刀，戳中了每一位为子女教育奉献出全部时间精力的母亲的心。

长久以来，在以牺牲奉献为天职的母职文化主导下，成为母亲意味着一个女性必须重新规划自己的事业与人生，似乎只有“牺牲自我”以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与照护，才能满足社会与家庭对好妈妈的期待。此外的一切对主体性和自我实现的追求，都将经受邻里亲戚的评头论足以及自身焦虑与内疚情绪的双重拷问。

在当下中国社会，“精养”的育儿观与竞争激烈、高度市场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加重、扩展了母亲的职责，妈妈们不得不化身“教育经纪人”，穷尽一切渠道收集各类教育信息，为孩子甄选出最优质的课外教育产品并规划出最能提升其学业成就的发展道路，以期把自己的孩子打造成符合名校录取要求的模样。坊间流传的“全能妈妈”的理想化标准迫使许多职业女性不得不抛下多年打拼出的事业，回归家庭以挑起子女教育的重担。

事与愿违，当妈妈们秉持着身为人母的牺牲精神全身心扑在孩子的教育事业上，她们也就步入了“密集母职”的怪圈。一方面，孩子的学业成就成为了妈妈们衡量、证明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因此她们甘愿放弃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为孩子的未来发展铺路；另一方面，正因为她们将孩子的人生捆绑在自己的人生中，使得她们难以看见孩子们自我发展的真正需要，过多的付出与过高的期望终于化作过于沉重的压力，将孩子逼入精神崩溃、与父母敌对的境地。不知从何时起，“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成了最令孩子抵触、妈妈心酸的一句话。

基于对现状的观察分析与对个人经历的反思，复旦大学的沈奕斐教授指出，中国的育儿文化和母职文化过于以孩子为中心，这种密集母职不仅压抑了母亲们的自我发展，也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好处。为此，她呼吁我们质疑传统的性别分工，呼吁全社会为母亲兼顾自我发展和养育职责提供社会性的支持，呼吁一个“妈妈与孩子并重”的育儿文化的到来。而她自己也通过跳出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角色，以平等的身份辅助孩子的学业成长，因而能够游刃有余地兼顾事业与家庭，建立起融洽的亲子关系。

英国女性社会学家吉尔·阿姆斯特朗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相较于全职母亲，职业母亲更可能在思想观念、人际关系、事业规划等方面为子女提供支持和指导，成为孩子的人生楷模，行不言之教；职业母亲的子女则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成长空间而有条件锻炼独立生活能力、收获自我效能感，从而发展出更健全的人格与心智；同时，职业母亲同她们的子女发生摩擦的机会更少，因而能建立起更多的理解和沟通与更和谐的亲子关系。

这一研究成果或许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颇为乐观的出路——无论全职妈妈或是职业母亲，都应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应保有对事业、理想、主体性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孩子的未来发展解绑。36岁的二孩妈妈陈为芬成为业余马拉松运动员并夺得2021年淮安马拉松女子冠军，她用不断刷新的个人成绩告诉女儿，想要的成绩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一旦出发必须到达；中国女足前锋张馨产后回归赛场，在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首回合的第31分钟拿下第一个进球，“让儿子能去看我的奥运会比赛”的梦想成为她在球场上拼搏的巨大动力。对于她们而言，“成为母亲”不再是断送她们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而是她们的生命伴随孩子的到来所经历的一次“再成长”。

所以，亲爱的妈妈，请将孩子视作你生命中的某个部分，而非全部；请让孩子成为他自己的希望，而非你的希望；请允许自己对孩子说出那句“我爱你，仅此而已”而不必为他献出自己的一生。这一辈子，我希望您“为了自己好”。

（作者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