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评线】金羊网评：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叙事体系过程中，我们需要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突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品质和世界意义，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物的全面丰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从理论逻辑上看，唯物史观认为，自然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概括了物质文明的基础性作用，鲜明指出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起着制约决定作用，为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和条件。

从实践逻辑上看，新中国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脱贫攻坚取得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被消除，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加，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的全面丰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大力发展物质文明，归根到底要靠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物的全面丰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征程中，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将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从而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

精神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尤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以理论、观念、心理等形式存在的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在反映着现实世界的同时，不断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着现存的物质世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被满足的过程中，人民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可以为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凝心聚力的精神力量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文化作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并凝聚奋进的磅礴力量。“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最终为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撑，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共同思想基础。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 ‘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 ‘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批判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坚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强调 “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规律性表现为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支撑。两个文明的建设要同时抓、齐头并进，等待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去抓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错误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同于物质世界的复杂性，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必须充分考虑人民对精神生活需求的内容和程度，要区分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要，真正实现人民精神需要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征途中，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金羊网 文/任彩红）

（金羊网评专稿，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暨南大学党内法规中心研究员 ，本文系暨南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