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对广东怀有深厚感情，先后10余次来到广东，多次对广东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毛泽东在广东的实践活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理论贡献，充分展现了其非凡的科学思维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值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之际，从实践活动、理论贡献、科学思维三重维度梳理和总结毛泽东与广东的历史交汇，对于我们缅怀伟人功绩，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和其科学思维方法的学习，从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智慧和力量，具有现实意义。
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道
回顾梳理毛泽东与广东的历史交汇，有助于我们理解其科学思维和理论贡献，也为我们观察其恢弘灿烂一生提供了一个窗口。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是毛泽东经受政治锻炼的舞台。1923-1926年，毛泽东曾三下广州，在羊城从事了众多实践活动，初步探寻中国革命之路；1954-1961年，毛泽东多次到广东开展调查研究，主持专题研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三年经济困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道。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得到了充分的政治锻炼。1923-1926年，毛泽东是这一时期活跃于广州的有影响的重要政治人物。1923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并被推选为中央局秘书，与陈独秀一起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合作方针的背景下，1924年1月，他参与了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9月至1926年11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创办和主持《政治周报》，在该报上发表文章，批驳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以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编纂《农民问题丛刊》，指导和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广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道。1954-1958年，毛泽东先后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广州审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并主持召开相关文稿通读会；在广州听取五省工作汇报期间，提出利用香港游资设想；视察广州造纸厂、广州通用机器厂，提出“多培养技术力量”；视察市郊的棠下农业高级合作社，勉励大家“有事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1961年初，为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实情，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将这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派出三个农村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农村进行调查。3月10日至13日，在审阅中央赴三地调查组提交的系列调研报告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三南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全国农业问题，强调要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人与人之间和队与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核心思想。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从体制和制度上对农村人民公社作了较系统的规定，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摆脱农村三年困难局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毛泽东多次到广东考察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实情，及时推动改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促使各级干部进一步重视调查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多次对广东工作作出指示批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华南抗日斗争作过多次指示，向广东省临委发出“华南抗日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琼崖“必须有党有军队有政权”。解放战争初期，他指示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按照自力更生的原则稳妥地组建战斗部队。在解放广东的关键历史时期，毛泽东将解放广东提升至华南、西南解放的全局高度，对广东战役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了广东及华南解放事业。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多次致电中共香港分局，要求他们“应依靠现有基础逐步发展，准备迎接主力的到来”，“深入地发展群众工作，并在部队内部队外建立群众性的党的组织”。1949年8月，毛泽东在和叶剑英谈话时提出解放广东“如果能用北平方式是好的，是应该而且可以争取的”。在接管广州后，毛泽东复电叶剑英和方方，特别指出在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先后对广东退社闹社问题、南海渔业资源、中山农业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等工作作出批示，作出在海南、湛江等地创建天然橡胶基地的决策，决定在湛江建设新的商港，在茂名建设石油工业基地。毛泽东对广东工作的众多指示批示，为广东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广东特殊而深厚的情感。
在理论和实践良性互动中孕育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与广东的历史交汇为毛泽东思想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实践素材和充足养分，推动了他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成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得以孕育，在广东解放战争中得以运用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广东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广东的理论著述和思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革命、建设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毛泽东与广东的历史交汇孕育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随着大革命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进行探索。在广州，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围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首要问题对革命力量、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形式等进行了理论阐述，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得出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在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期间，他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是党内较早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著作。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正式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认为没有农民参与的中国革命难以取得真正的胜利，并将农民定位成工人阶级最广大的同盟军，奠定了毛泽东农民运动理论的基础。在广州，毛泽东不仅从事各种统战实践活动，而且还发表了系列有关统一战线的独到见解，为我党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构建作出了贡献。他在广州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提出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从事的宣传工作和党建工作的实践是毛泽东宣传文化思想、党建思想演进的重要环节。
毛泽东与广东的历史交汇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实践素材。广东对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为党中央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实践养料。1955年12月，毛泽东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为该书写了序言和按语，把广东的九篇文章选进该书，并为广东省的中山县群众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合作社、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阳江县边海农业生产合作社、台山县田美村农业合作社、广宁县江怖乡红星生产合作社的六篇文章加了按语，对中山青年突击队大加赞赏。广东积极探索农业合作社建设的实践，坚定了毛泽东通过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信心，推动了农村建设的发展。在总结广东等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确立了“在农村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广东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大胆陈言引发了毛泽东亲自到广东开展调查研究，及时纠偏，为全国走出困境作出了贡献。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党内主观主义盛行，给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广东省新兴县蒙坑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纪南大胆陈言，揭批公共食堂“四大坏处”，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61年，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进行调查。是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并且定出制度。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直面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尊重历史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理念。毛泽东还多次基于广东实践思考而提出众多有关新中国建设的思想观点，比如1956年在广东考察时提出利用外资的设想：“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又比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间，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组织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与布局、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主义建设要讲究经济规律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见解。这些阐述，蕴涵着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刻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用科学思维方法指导广东革命和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广东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统筹全国大局对广东所作的定位和安排，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极富战略性、辩证性、系统性的科学思维。
展现战略思维。毛泽东早期在广东革命期间就展现出着眼全局的战略思维。他善于从历史中寻找规律，把握时代脉搏，较早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革命力量较为薄弱的情况下，他结合中国实际作出“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的论断，为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和尚未壮大的无产阶级找到了广大的“同盟军”。在各类思潮交织碰撞的年代，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围绕大革命这一中心议题，在广东深入思考革命前途和方式的问题，展现出非凡的战略思维。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还在解放广东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三大战役后，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明确提出“解放战争拖不得”，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他在1948年就多次指示中共香港分局积极筹备，尽可能以“北平方式”和平解放广东，最终促使国民党保十三团宣布起义，掀起了粤东、闽西等地区国民党官兵连片起义的高潮，加速了广东全省和整个华南地区的解放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广东战略资源生产和国防军事的部署也展现出其战略思维。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下，中苏两国立足战略需求，签订了关于联合发展天然橡胶的协议。毛泽东亲自指示广东大力发展天然橡胶，并决定抽调2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赴海南、湛江等地开展橡胶垦殖。毛泽东高度重视广东湛江的地理条件，在1956年提出“湛江是个方向，湛江要设防，湛江要坚守，湛江不能丢”，将湛江确定为一类人防、城防和要地防空城市，并要求海陆空三军长期驻守。这一部署延续至今，仍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体现辩证思维。毛泽东善于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能及时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身处大革命洪流中的毛泽东既没有被僵化的阶级观所束缚，又没有被国共合作中的党内部分妥协退让的错误思想所蒙蔽，始终牢牢抓住反帝反封建的主线，以统一战线思想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批判其右派。1925年和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先后两次撰文，对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进行深度剖析，认为他们一方面因受到外国资产阶级和军阀的打压而赞成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因警惕无产阶级对其阶层晋升的阻碍而怀疑革命。在如何看待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他坚持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推动大革命进程；另一方面多次对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强调要将革命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毛泽东极善于剖析复杂问题与形势，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被排除在党和红军领导层之外的毛泽东始终在思考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途径。1934年4月，在与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同志会面时，他明确指出要“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参与了这次会面并深受启发，在后来的罗塘谈判中与陈济棠达成了向粤军借道的秘密协议，为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运用系统思维。毛泽东非常善于从系统整体出发，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审视问题，强调把握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大革命的重心和主要力量都还集聚在广东一省时，毛泽东就运用系统思维，以“全国一盘棋”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前途问题。在国民党中宣部任代理部长期间，他致力于打开宣传工作的局面，在上海、湖南、湖北等地设置宣传“前哨站”，将在广东率先燃起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地。在广州任农讲所所长期间，他将招生范围首次拓展至全国，通过教育启蒙和军事训练传播革命思想，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了长篇阐释，指出：“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体现了毛泽东对提升调查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的高度重视。（金羊网 文/陈雷刚 邓凯帆）
（作者分别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