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动是基于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的现实规划与未来预判，是在准确把握历史规律、洞悉历史大势基础上的历史引领与历史创造。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关于历史主动的思想与实践始终贯穿其中，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提供着精神动力与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曾对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的思想与实践作出过总结，他指出：“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汲取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的经验与智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提升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关于历史主动的思考与探索
历史主动是基于历史自觉的现实规划。青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就明确了自身的学习规划与奋斗目标，彰显出为革命积蓄本领的历史担当意识与历史主动精神。邓小平指出：“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1929年9月，邓小平到达广西不久后，又立即投入到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工作中，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不仅扩大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影响力，更为中国革命积蓄了宝贵的武装力量。同时，邓小平在发挥历史主动的过程中又蕴含着自觉、审慎与严谨的思想态度。1930年1月，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讨论会时指出：“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不过必须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地确定。”这体现出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与坚持历史审慎并举的思想追求。
历史主动是基于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的未来预判，具有预估历史大局、预测历史形势的特点与优势。全面抗战爆发后，邓小平对国民党抗战意愿及全国抗战局势就曾作出预判。1937年7月22日，中共就红军改编与开赴前线等重要问题在陕北云阳镇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对于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的态度是进步的，但仍是动摇的，不会配合全面抗战。前途有两个，一是通过抗战稳定战局，二是日军占领平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此时，全面抗战爆发后尚不足二十日，邓小平不仅合理地估计出国民党的抗战态度及中日两国的战争演变态势，更诠释出国民党抗战态度与中国抗战走势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中共抗战策略及战略方针的制定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批不抵抗倾向，一面发动第二步抗战。”这里不仅体现出邓小平的抗战决心与抗战策略，更彰显出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来预判未来、制定对策的思想智慧。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历史主动的把握与发挥反映在革命实践中，突出地体现在对重大历史节点的捕捉与对历史跃迁的推动上。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此，邓小平就跃进的战略意义与跃进的时宜问题作出详细的阐释。他指出：“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里，邓小平阐释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对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意义。围绕跃进的时宜问题，邓小平亦作出恰当合理的说明，他表示，“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这里，邓小平通过阐释跃进的战略意义与跃进的适时性，实际上肯定了发挥历史主动思想来把握历史关键的合理性与应当性。
邓小平在中国建设进程中关于历史主动的把握与实践
在中国建设进程中，邓小平始终能够以主导历史前进的理性姿态明确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阶级斗争路线的过度干预与教条主义的过多束缚，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凝识聚势。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邓小平重提八大的任务与决议，一是肯定了八大方针政策的合理性，二是希望借助八大的政治权威与政治共识以更好地凝聚社会力量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有力地彰显出邓小平基于理性思维谋划经济建设的历史主动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此后，历史与实践亦充分证明，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
历史主动是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洞悉历史大势基础上的历史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基于国内外建设实践，以引领历史潮流的战略智慧标注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建设步骤，为后续我们党明确并完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引领与经验借鉴。20世纪70年代以后，邓小平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发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接受挑战，就要落后于历史的潮流，被历史所抛弃。而亚洲“四小龙”及战后日本的快速发展又为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制定“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历史与实践的依据。邓小平基于历史经验，但又不拘泥于历史模板的做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迈上历史潮头、引领历史潮流提供了国际支撑与历史依托。
历史主动是打破历史枷锁，积极求新求变的历史创造。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打破历史枷锁与桎梏，将“一国两制”确立为国家统一的制度方式，是邓小平在中国建设进程中发挥历史主动性的有效彰显。囿于革命战争经验的思维惯性及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实践是依靠革命式的军事斗争通过消灭制度、政权及军事力量的对立来实现祖国的统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等思想观点。此外，邓小平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制度构想，更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将“一国两制”的制度运用于香港、澳门的回归实践中。这不仅摆脱了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思想束缚，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且持久的制度根基。
邓小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关于历史主动的思索与争取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权，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与路径。守正创新是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基本路径与方法。在改革进程中发挥历史主动，尤其要把握好原则、立场等方向性问题，否则极易将历史主动变为历史臆动与历史冒进。邓小平坚持在守正创新中发挥历史主动思想，极大程度地避免了主观臆断与盲动冒进的不良倾向。守正，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创新，是结合时代特征与时代需求，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智慧摸索新做法、探索新模式，从而引领历史、创造历史。邓小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发挥历史主动性，十分注重激发创新的元素价值，以创新彰显主动。兴办经济特区、实施股份制、设立证券交易所，这些都是创新的体现，更是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性的实践结果。守正继承历史，创新彰显主动。基于守正创新的方法与路径，邓小平发挥历史主动性推动改革进程变得十分稳健且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思维方式，同时，也是邓小平赢得历史主动的主要方法。1979年10月，邓小平在论及经济调整与经济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邓小平以未来需求为目标，这就为他下好先手棋、赢得主动性提供了先机与可能。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又指出：“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基于全球战略来思考中国问题，这就为邓小平以战略思维赢得历史主动提供了世界智慧与国际参照。邓小平着眼未来、关注全局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有力地勾勒出战略思维的内涵要义，更增加了邓小平以战略思维赢得历史主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改革开放初期，教条化的“左”倾思潮排斥改革开放并反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则主张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对此，我们绝不能放任自流，必须与其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对上述两种社会思潮的分析与回应，实则是在以敢于斗争的历史主动精神坚持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此外，邓小平还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作风，运用于党的建设之中，尤其是反腐败工作领域。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为此，邓小平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邓小平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建设的经常性工作，是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体现。（金羊网 文/陈国忠 蒋积伟）
（作者陈国忠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蒋积伟是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