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为一个“重组的区域”立史
在中国修史传统中，国有国史，地有地志。然近世以来，人们对“史”的意义之理解愈发宽泛。历史的单元也不再限于一国，为一个行政区域、一个地理单位乃至一类人群、一类事物修史，林林总总，浩如烟海。所谓地方史，多以一个行政区域为历史单元，而这个行政区域，或一座城市，或一个郡邑，大多在地理或政区沿革中，本身就有相对自成一体的源流变迁和内在延续性。然而，在现代社会一系列重大转型——经济格局、资源配置、交通方式、空间原理乃至行政管治机制等的改变——之下，城市行政区划中的特定区域，有可能根据其现代性机理重组，形成基本脱离其原有历史脉络的新的地理单位。要为其撰写贯通古今的“简史”，所需不仅是更为独特的视角和编撰方法，更需通过历史建构，为其区域主体性建立起坚实的历史依据。
我们编撰《荔湾简史》（该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抱着这个宗旨的尝试。我们要讲述的，不是一块自古以来边界清晰、自成一体的行政区，这是一片土地的漫长生命历程——这片在珠江的潮汐与历史的浪潮中不断生长、变形，最终成为“广州市荔湾区”的土地，历史上曾分属于南海、番禺两县；广州设市后，也曾分别划属不同的区；更重要的是，今天荔湾区内的地域，有历史久远的典型城市社区，也有乡土味十足的村社聚落，有大片的水面沼泽，也有起伏的山岗和平衍的水田；其不同地段在历史上有性质迥异的名称：属城厢的“西关”“城西”，作为郊野园林景观的“泮塘”“荔枝湾”，属城郊乡村的“西村”，布满花田的“芳村”“花地”，还有海阔潮涌的“白鹅潭”以及被辟为租界的洲岛“沙面”。要在这种种自然与人为形成的斑斓图景中勾勒出历史的线索，其核心叙事，应始终围绕着广州古城墙外那片面朝浩渺“珠海”（古珠江）、背倚大陆的广阔西郊展开。这片土地的历史，在本质上，是一部广州城西的发育史，一部岭南中心都会如何突破城墙的束缚，将其经济血脉、社会网络与文化活力向西部水域与陆地持续扩张，在古代的城垣之外发育成为近代城市中心的动态记录。
广州建城两千多年，城址未移，这既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构成早期城市发展的局限。优越之处在于，城址北倚南岭余脉之南端，南临承接三江入海的大海湾，是东亚大陆连接南海乃至通往印度洋的最佳接合点。广州城借由海陆物产的流通，以及与欧亚不同区域频繁的文明交往，成为重要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心。所谓发展局限，则在于东部丘陵台地与西部水网纵横的地理格局，限制了城垣扩展空间，使得城市中的人群聚集和商贸活动一直呈现向西延伸的态势。早在唐宋时期，广州城西就因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涌至，生长出一片规模和人气都更旺的城市聚落。至明代，依托海洋贸易在城西南形成新的商业区。从宋到清，这片在城市西南生长而出的新城区，因防御的需要先后筑起西城、新城和雁翅城。清代，随着广州贸易纳入近代世界贸易体系，广州城市的商业在性质和功能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城西的商业区逐渐从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厢商业结构中脱胎出来，形成新型的商业城市聚落。今日荔湾区历史发展既承续了中国城市商业在城厢发展的传统起点，又在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下开启了近代城市发展的新路径和新形态。这是我们书写荔湾区历史的一个基本认识。
荔湾历史的律动
荔湾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它难以套用通常的历史叙事模式——扣紧几个主题、按时序一以贯之地缕述流变。更适宜的方式，是捕捉几个核心的历史脉络加以展开，从“陆溯水踪”的远古地理探源，到“红色荔湾”的近代革命风云，在这两千年的跨度里，让荔湾的历史呈现出清晰而有力的律动，更为突出地展示了荔湾的特色。
第一条脉络，是自然地理与人文活动的深刻互动与相互塑造。
荔湾历史的开篇即可追溯至珠江三角洲仍为古海湾的时代。今日荔湾的陆地，在秦汉时期尚是碧波荡漾的“巨浸”（白鹅潭）之畔的零星岗地（如西村黑山、浮丘石）与浅滩。兰湖、驷马涌构成的河网，是番禺（广州）城连通西、北江航道，进而对接中原与海外的咽喉。地理决定了最初的聚落与功能：这里是陆贾登陆的“泥城”，是达摩西来的初地，是南越国与中央王朝互动的前沿，也是佛教寺院最早立足的城郊。唐宋以降，珠江加速沉积，人工筑基围垦与自然淤积并举，“沧海桑田”在此真实上演。明代对西濠、大观河的水利工程，清代对西乐围、永安围的修筑，每次的水系疏导与堤围加固，不仅防洪排涝，更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廊道。下西关的“半塘”地貌、上西关的机房区，乃至晚清宝华、逢源等的新辟住宅区，无不是人与水反复博弈、化水害为水利的成果。地理空间的每次拓展，都直接催生新的社区、市集与产业形态。因而，这部历史也是一部生动的人地关系史，见证荔湾如何从一片“水陆交错”的水域，历经千余年，通过持续的人力干预，一步步衍化为“民居栉比，不复见西濠故道”的繁华都市街区。
第二条脉络，是“西关”作为一个流动性空间的特质，及其所孕育的独特社会结构。
与城墙内相对稳定的官署、士绅聚居区不同，西关自孕育之初，就因其作为交通枢纽和城关厢的地位，成为人口、商品与文化高速流动、交融共生的多元场域。近代“西关”承袭了唐代以降城西的历史传统。当年城外的“蕃坊”汇聚四海商贾，光塔既是宗教建筑，也是航海灯塔。宋代修筑西城将“蕃坊”纳入城垣之内，流动性带来的多元文化和新的城市空间则在明代以后继续“破墙而出”，使城外的“西关”在清代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下达到顶峰。十三行行商的聚集和欧美商馆的设立、佛山工商业的兴起，使下西关一跃成为全球贸易网络重要节点。与此相伴的，是人群的频繁流动与重组。明末清初，闽籍商人凭借其海外贸易网络率先扎根于此，在绣衣坊、毓桂坊形成聚落。至清代中叶，西关更孕育出巨贾如潘、伍、卢、叶诸家，影响深远。几乎同时，徽州茶商过大庾岭、“漂广东”而来，在下九甫建立会馆与归原堂，虽多保持客籍，却深度介入茶叶出口贸易。来自江浙、山陕等地的商帮亦络绎于途。此外，清初迁海令下被安置于柳波涌、泮塘、西场的移民，形成“移民市”（宜民市）。随着丝织业兴起，数十万“机房仔”（工匠）聚集上西关，构成庞大的产业大军。官方为应对这复杂多元的流动社会，设立移驻扬仁里的南海县丞、专司治安的西关汛，并逐渐形成“捕属”这一城厢户籍管理的标识和行政管辖概念。西关的“街坊”社会，正是在这种流动背景下，围绕街庙、庙尝和值事制度，自发形成了强大的基层自组织能力，处理从治安、消防到节庆、公益各类事务。文澜书院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些外来者中的成功者——无论是闽商、徽商后代还是其他寓贤——通过科举入籍、购置产业，转化为“西关绅士”，完成了从“客”到“主”的身份建构，并开始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到了清末民初，这一群体甚至成为广州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荔湾的社会史，是一部不断吸纳、融合新来者，并在流动中建构新认同的生动历史。
第三条脉络，是荔湾被纳入“番舶洋商”的世界贸易体系。
清代前中期，以十三行行商与欧美商人的夷馆为中心的商贸网络，带动其他商人与手工业者形形色色的经营活动，成为驱动荔湾历史发展的核心引擎。从清初平南王利用怀远驿重启贸易，到康熙设立粤海关、乾隆确立“一口通商”，西关的命运便与这套独特的对外贸易体制紧密捆绑。十三行商馆区不仅是货物集散地，更是资本、信息与国际关系交汇点。贸易需求直接塑造了荔湾的经济地理：沙基一带米行林立，河南岛（对岸）货栈密布，上、下西关的机房彻夜轰鸣，生产着供应全球的广纱、广缎；佛山的瓷器、芳村的花卉乃至珠三角腹地的生丝、茶叶，都经由西关的商号与牙行，装入远洋帆船。贸易催生了早期的金融业（银号、汇票）、保险业与庞大的服务行业。更重要的是，它带来巨量财富，这些财富不仅构筑了潘氏、颜氏的园林宅第（如海山仙馆、磊园），也沉淀为街坊庙宇丰厚的“庙尝”，更滋养了整个区域的商业文化、消费生活与建筑风尚。即便鸦片战争后“一口通商”特权丧失，广州贸易模式转型，西关依托其积累的商业网络、手工技艺和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也迅速在近代“省港一体”的新格局中找到了位置。沙面租界、新式百货、近代工业相继兴起，实现商业传统的转型与延续。可以说，不理解十三行贸易，就无以理解西关何以在清代跃升为广州的经济心脏，也无以理解其市井文化繁华底色。
第四条脉络，是“城”与“乡”在荔湾地域内的模糊边界与持续互动。
今天的荔湾区是历史上广州“城西厢”与南海县“恩洲堡”部分村落（如泮塘、西村、南岸等）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融合的产物。明代，恩洲堡村落沿石门水道分布。清代，随着北江主航道南移至佛山水道，“省佛通衢”地位上升，位于水道要冲的泮塘、黄沙等地重要性增加。同时，西关街区的扩张如水墨浸润，不断向周边乡村蔓延。下西关的街区与泮塘的“五秀”水塘一水之隔；上西关的机房区与西村、南岸的村落犬牙交错。地理上的毗邻导致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泮塘马蹄、芳村花卉）、手工业原料和劳动力；城市的商业资本、生活方式乃至信仰（如北帝、华光）反向渗透乡村。面临外侮（如鸦片战争）或内部动乱（如洪兵起义）时，“恩洲十八乡”与西关街坊更会基于地缘结成团练联盟共同御敌。芳村地区则凭借“省佛通衢”节点和优美环境，发展出花卉产业与私家园林文化，成为省城绅商的“后花园”。这种城乡之间不是替代而是交织、互哺的关系，构成荔湾区别于许多纯粹“城区”历史的独特维度。
第五条脉络，是荔湾在“省港一体”中转型的历史。
在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近代都市——香港，是此前“广州贸易”体制向近代自由贸易体制转型的产物。虽然这个转型体现了中外贸易性质的根本转变，但在新制度下兴起的香港，许多方面都与之前广州西关有千丝万缕关联。香港早期的中外商人和商业机构及服务其中的从业人员，多直接从西关“移植”而来。此种关联性构成荔湾商业转型与城市活力的基础。省港格局并非简单的两地贸易往来，而是在外贸特权丧失、来自上海的竞争加剧之逆境下，广州西关地区与香港之间形成的功能互补、社会联通、经济一体的系统性重构。首先，“省港一体”是一种被迫的制度适配与地理延伸。1859年粤海新关设立后，广州外贸自主权沦丧，而香港作为自由港迅速崛起。原西关商户大批迁港，商业网络并未断裂，反而催生新的分工：香港凭借其免税、深水港与国际金融优势，成为欧美工业品输入中国的“保税仓库”与生丝、茶叶等土货出口欧美的远洋枢纽；一水之隔的荔湾（沙面与西关）则依托其传统商业基础、庞大腹地及产业能力，转型为组织生产、国内集散与洋行业务的运营前台。其次，它体现为高度整合的基础设施与商业网络。省港澳轮船公司的定期班轮、1911年通车的广九铁路，将两地行程缩短至数小时，使人员、货物与信息得以高速流动。沙面岛上云集的洋行、银行、保险公司，其总部多在香港，它们与西关街巷里密布的银号（太平街、桨栏街）、丝庄（沙基）、批发商行（杨巷、同兴街）构成资本、信用与商品流转的闭环。荔湾的沙基丝庄，直接串联起珠三角数百家机器缫丝厂，将生丝汇聚后经香港运往全球；而香港市民每日消耗的鲜蛋、蔬果，则大量由广州供应。更深层次地，“省港一体”塑造了相似的社会组织与都市文化。两地从华商精英、文人士夫、军政官僚到普通市民，往往同时在省港拥有产业与投资。他们穿梭两地，不仅推动了粤汉铁路、自来水公司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也共同建立了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联动的慈善网络，并在拒约运动、铁路风潮等事件中协同行动。由此，荔湾的都市风貌与社会生活也与香港中上环的华人社区产生“同构”现象，从茶楼酒肆、戏院商铺到市政管理，皆呈现交融互渗的“省港风情”。商业品牌和名气，几乎全部用“驰名省港（澳）”标榜。因此，近代荔湾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一部“省港一体”微观史，荔湾也因此在作为一座近代城市的广州中具有核心性地位。它展示了在传统朝贡贸易体系瓦解后，一个中国沿海商业核心区如何通过与新兴自由港的深度绑定，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将外在挑战转化为内部重组的动力，从而在近代化的激流中维系繁荣、孕育新机，并确立其在20世纪乃至今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独特地位。
第六条脉络，是荔湾在城市近代化中的转型。
进入19世纪中叶，在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的双重压力下，古老的荔湾被卷入中国近代史的激流。西关的商人阶层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角色日益复杂：他们既是传统行商制度的继承者，也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开拓者；既是地方公益（善堂、医院、学校）的主要资助者，又在政治风潮（如粤商自治会、粤路风潮）中显现力量。广州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也以荔湾为重心。西村一带自张之洞时期就出现官办的兵工厂，到1920年代末被省政府划定为省营工业区，是士敏土厂和化学工厂所在地。现代交通方面，除省港澳航线外，粤汉铁路、广三铁路都集中在荔湾。市政方面，供应城区用水的自来水厂在增埗设办；模仿沙面兴筑的长堤成为新兴的商业中心；而民国时期西关的“六街成案”为全市马路建设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推动了马路的大规模出现。在近代城市文化成长中，荔湾更成为广州的文化中心，表现在典籍编纂刊刻、藏书的兴盛、近代学校书院的兴办、工艺美术的成就、粤式饮食文化的形成、粤剧的兴盛等。荔湾是广东近代文化生长的沃土，形成了今天粤港澳大湾区共享的地方文化遗产。更具深刻意义的是，随着近代工人阶级的壮大和新思想的传播，荔湾成为广州近代革命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沙面罢工、广州起义的枪声，都曾在这里回荡。这段历史表明，荔湾不仅是商业繁荣区，也是在时代转折点上不断调适、抗争与求新的前沿区域。
在浩瀚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卷中，荔湾的历史轨迹呈现出一种独特而鲜明的“非典型”模式，其成长逻辑与许多依托政治军事或内陆农耕文明孕育的传统城市迥然有别。它并非自上而下规划而成的行政中心，也非因资源攫取而骤然兴起的工矿城镇。荔湾的本质，是广州这座千年商港在其面向海洋的西翼，因应全球化贸易浪潮而自然生长出的“商业性扩展区域”。它的历史，是一部“以水为脉，以商为魂”的动态边缘城市化史诗。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