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一则关于丹麦拟禁止15岁一下未成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报道引发热议，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指出，手机与社交媒体正在“偷走我们孩子的童年时光”。评论区家长清一色叫好，纷纷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积极引入相关政策。那孩子的声音呢？
近年来，中国对青少年在手机使用方面的限制可谓层出不穷，作为这场手机限制改革的亲历者，我记得在某个放学后的下午，打开游戏却发现跳出实名认证的弹窗。从工作日每天只能玩两小时，到只有节假日能玩，再到对节假日的游玩时间做出固定限制，游戏和我不断被强硬的“未成年限制”剥离。过去作为孩子的我对这种毫无人情味的限制感到恼火，一群大人因为家庭教育的懒惰而期待国家出台强硬政策做出控制，这种单方向的“被抉择”本就是基于“成年人”和“青少年”的不平衡位置——提出相关呼吁的是成年人，做出相关决策的是成年人，为何限制却屡屡落在青少年头上？不去细究为何青少年沉迷手机，反而只想简单粗暴的颁发禁令，不就是一种“因噎废食”吗？
当我们说要禁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们到底夺走了什么？2023年的数据显示，农村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6.5%，平均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为108.18分钟，明显高于城市儿童手机使用时间的88.4分钟。当“家长们”怀念着童年时期在乡村蓝天白云的童年生活，叫嚣着“那时我们哪有手机，不也很开心吗”，是否思考过城市化的加剧带来大批留守儿童，缺少亲情与陪伴的他们，缺少经济支持与教育资源的他们，在当今如此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尽情享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童年？时代不同，青少年的感触自然不同。对于他们，社交媒体是获取更好教育资源的唯一渠道，是联系父母亲人的精神寄托，是接触广阔世界、与社会产生联系的重要渠道。我们为什么要一面嘲笑着“小镇做题家”的短视，一面又一次次切断着他们获取平等资源与讯息的渠道呢？
夺走孩子们童年的，从来不是手机，是缺失的陪伴和家庭教育，是父母思维的惰性。当我们要求孩子们放下手机时，家长是否也能以身作则？试问有多少家长真正能在与孩子相处的时间放下手机，享受亲子独处的时刻。恐怕只是以“工作繁忙”为由，无数次在饭桌上、车辆上、沙发上拿起手机，又因此忽视了多少次孩子的倾诉欲、青春期的情绪、陪伴的需求？当无法诉诸于口、得不到回应的情绪在社交媒体种获得了释放空间，当虚拟的空间中建立起了真挚的情感共鸣，青少年自然更乐意使用社交媒体，寻找情感的舒适区。而这种情感的承接与回应，我不认为是可以被书籍所替代的，只有陪伴，现实生活中的陪伴。
“如果我有钱，我早就出去玩了，谁还在家玩手机？”一则网友的自我调侃引发强烈共鸣，放在青少年身上亦是同理。手机是获得快感与释放压力的最廉价最快捷手段，对于不具备稳定收入来源的青少年尤为如此。当家长们用极端案例论证儿童为何不能使用手机：在游戏中大量充钱、为主播刷大量礼物……我们是否能再更多思考一下，为什么家长要一次次把陪伴用手机替代，让孩子如此缺少对真实生活的感知、如此缺乏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引导。
今天，当智能手机承载着平衡教育资源、寄托情感共鸣，甚至被部分家长们用作陪伴的替代物时，书籍真的可以作为手机的替代品，而让孩子真正摆脱手机依赖吗？我想，回答是否定的。手机上瘾自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一味禁止绝对不是正确的手段。治水须导，堵之则溃，治水如此，教育亦是如此。孩子不是这场“手机上瘾”困局的唯一过错方，一味禁用也不会是解决困局的最佳手段，家长们何不更冷静些，从教育上督促，在家庭中陪伴，当孩子的现实生活充实了，情感需求得到回应了，又怎么会沉迷于触不可及的虚拟？（许可欣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