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中国哲学”在诞生之初，便是以古希腊哲学为模板，以战国诸子学为“理想型”而建立的。溯诸传统知识门类的划分，子学只是经、史、子、集四个部类之一，在它之外，有内容更为丰富且影响更为深远的经史之学。于是，勘定诸子学和经史之学各自的边界，在相互参证中考察各自的本质与限度，是反思诸子学乃至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诸子（学）”其实是一个晚出的概念，它源自西汉后期刘歆所作的《七略》。是后，东汉班固据《七略》纂集而为《汉书·艺文志》，“诸子”一词因以发扬光大，为后人所熟知并广泛接受。在刘歆之前，诸子学不叫诸子学，而是被称为“百家言”。其中，“言”字的意思是和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相对的纯粹的道理言说。二者在中国早期思想语境中有特定的用法，分别被称为“治”和“议论”。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里，司马迁以“不治而议论”评价齐国稷下学宫的思想旨趣和学术风气，其意谓稷下学者们专注于纯粹的道理言说，而不参与现实的国家治理。与之相应，在编撰诸子学术系谱时，司马迁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将与稷下学宫有关的诸子各家编入《孟子荀卿列传》，余者则被编入《老子韩非列传》，区分的标准便是“议论”与“治”。
诸子的“议论”抑或百家言的“言”，是一种言说，一种对于纯粹而普遍之道理的言说。诸子之“言”不是对于事实和行为的描述，而是衡量事实和行为之存在是否合理的律令。在诸子看来，律令是绝对的，而绝对性则基于其说出了普遍成立的道理。于是，一个符合诸子学理念也很容易为今人所接受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个人如果不知晓关于生活的道理，他／她就没法合理地生活。在这里，道理的普遍性和命令的绝对性表现在它针对于每一个人，适用于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没有例外。
整体由部分组成。同时，整体和部分又是同构的，亦即适用于整体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每一个不可再分析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整体被瓦解了，又或者整体不再是整体，只是总体，是每一个同质之部分的算术性累加而已。这一思维方式，在《大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天下本是一个整体，由一个又一个的国构成。以此类推，国由家构成，家由个人构成。只要每一个人都正心诚意，那么天下太平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所以，正心诚意既是个人的道理，也是天下的道理。更进一步说，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个体之外的整体的道理，因为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与之类似，爱亲和敬长是齐家原则，如果可以达至理想中的每个人都爱其亲、敬其长，那么由家（族）组成的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总言之，诸子学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共识：整体由部分组成，所以整体的有序性基于每一个不可再分析之部分能够如其本性地存在。
如果把个体之人如其本性的存在视为“内圣”的话，诸子学和后来与之同调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并没有给“外王”留下独立的空间。内圣决定外王，内圣也必然能够推导出外王。所以，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一种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学说，只有关于个人修身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关于世界整体而非将世界还原成个体的学说呢？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便不难发现，政治和社会治理的诸多对象和底层逻辑常常溢出伦理学范围，甚至是反伦理学的。比如情绪（感）和欲望，在伦理学中往往被视为修身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应予以抑制甚至是克服。可是，在现实社会运行中，个体的情绪和欲望往往是经济交往乃至社会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特别在明代中后期，商业繁荣必然要求的物质享受，不断冲击着传统一脉传承的伦理学说。游移在“纵乐”与“困惑”之间的矛盾心态，体现的是传统伦理学和治理术之间无可避免的张力，也即是司马迁所谓的“议论”和“治”之间的张力，说到底，乃是个体和整体之间有着不同且难以化约的存在方式和运行原理。
“议论”是一种有特定含义的“言”，是纯粹的道理言说。和“言”相对应的，可以是“行”，可以是“事”，也可以是“行事”。章学诚便认为，诸子学（也包括宋明理学）是一种“空言”，而经学则溯诸“行事”。“六经皆史”，经本质上是一种“史”，史、事二字同源，所以经史之学是一种溯诸“行事”而非“空言”的学问。章氏此说，并非凿空之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述及董仲舒援引的孔子本人的说法——“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用以解释《春秋》之作。按孔子之说，《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依托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案例表达其思想意图，而非通过纯粹的道理言说的方式表达普适性的原则。
不同于行事，“百家言”（诸子学）是一种言。而当言成为一个问题时，与之相对的行事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问题。孟子的弟子公都子曾问孟子为何“好辩”？此处“辩”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雄辩、善辩，而是以“言”的方式反驳思想对手。孟子回答说是“不得已”，因为“杨墨之言盈天下”，所以要“言距杨墨”。有趣的是，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记录的是“天子事也”（《孟子·滕文公下》），与自己的言辩存在形式上的不同。同样，弟子万章问天命是上天通过“言”的方式道出的么？孟子回答说：“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荀子也明确解释过：“正利而行谓之事，正义而行谓之行。”（《荀子·正名》）而“言”或“说”在荀子的用法中，也通常被视为一种特定的、诸子式的思想表达。
概而言之，在中国传统思想语境里，子学和经史之学是两种不同且边界清晰的学问。抛开诸子思想具体的分歧，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战国诸子学整体视为一个事件，一种思潮，甚至是一项社会运动，旨在以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和思想逻辑表达超越具体经验的普适性的道理和原则。反对者将其斥之为“空言”的同时，顺理成章地将目光投向了更具实践性的行事，并认为诉诸行事，则可以通往迥异于诸子学的经史之学。而站在当下以反思中国哲学的眼光看，经史之学存在的意义则在于，透过经史之学或可以发现被诸子学消解了的整体世界本身。
（作者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