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忠
编者按
“经史传统——2025年中国哲学暑期讲习班”日前在广州进行，本期延续上期刊发之相关学者独家稿件，呈现胡海忠、李震、刘伟等就“经史作为中国哲学的新地基”“经史与诸子学的张力”的探讨。
把经史传统确立为中国哲学新的地基，背后的深意是，我们并不是要从外找一个地基，而是我们要清理出中华文明本身就有的地基。经史传统实际上是上一代人对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传统的讨论给出的回答。因为“传统”这个词太大了，什么都可以归进来，有哲学、历史、文学层面的传统，有政统、道统，有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传统，等等。当试图用最具包容性的词来统摄我们的文明，当我们把中华文明归结为以经史为主干，意味着是以有体有用、兼赅本末的整全性视野来表述属于我们的文明结构，这种整体性诉求意味着“经”“史”不仅要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具备最有效的解释力，同时也呼唤着经史传统对当下的文明秩序发挥应有的构建能力。
我一直认为，中华文化对于变化的绝对性的重视，与西方哲学强调对从变化中获取知识采取限制性立场构成了根本异趣，这种取向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中华文明的价值不是通过永恒的非感性实体、可感与超感的二元世界观来奠基的，而是在“史”之中求到的“经”、在“变”之中把握到的“常”。经史传统的文明根基不是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那样的超越性哲学。澄清这个前提有助于我们理解“经”“史”的内涵，“经”“史”从哪里来，“经”“史”呈现为什么样的关系。
变化的不断发生意味着所有事情都会变成历史，而对人类生存起到重要影响的事情才会被记入历史，在中华文明的奠基阶段，这些历史就成为了“经”。比如《尚书·尧典》记录了对后来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这些事情既变成了“史”，也变成了“经”，但在最原初的意义上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史”。所以我们的六经虽是周公、孔子所创，但实际上是周公和孔子对历史进程的原理的总结，使历史成为了“经”。“经”“史”的最原初处境应该是历史性的，或者说经由孔子代表的儒家将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形态。因为“经”是以历史作为依据的，这样的“经”就不会是一种主观的设定，不是圣人为史料注入灵魂才成为“经”，而是一种客观具体的历史理性的显示，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原理。“六经皆史”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随着时间的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事情会不断发生，这些事情需要被记下，起到镜鉴、规范后世历史的作用，这样的“史”也具有与“经”相似的范导作用，所以章太炎讲“史即新经”。
因为强调在变化的绝对性中探讨价值、意义，所以中华文明是以历史为本的文明，把生存的重心和认识的重心放在具体的经验世界，历史书写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人事世界的变化的经验的记载，对历史的记载中要体现恒常之道，也就是体现“经”的目的。张志强老师曾揭示司马迁通史撰述就是经史关系的显现，《史记》“在《春秋》经史合一、以史为经的意义上发挥着经学的作用。一方面是三代历史的经典化，另一方面是经典进一步导引后世的历史，让后世的历史发展不断自觉自己的价值目标，由史及经，由经及史，这就是中国文明中的经史关系。”在“经”“史”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断运作的历史逻辑中，才能实现对文明传统的最整全的刻画。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万物聚散的此世的历史性世界，是把握文明整体的基本视域。因此，“经”“史”实际上构建起中华文明在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相互质询的实践逻辑。中国的经学在“六经皆史”的意义上注重对历史理性的提炼，并将历史理性运用于导引未来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学在“史即新经”的意义上不断自觉历史的目标意义，并充分发挥了价值引领的作用。经史之学不仅是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理论化、体系性总结，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连续至今的历史主动性的根源。“经”“史”的持续互动，以及在各自体系内的自我更新，让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具有连绵不绝的运作逻辑。
由此可以看到，经史传统至少有三重内涵。首先，经史传统含纳了四部之学中以经部、史部为核心的学术传统；其次，经史传统也是对在变化整体中把握变化之道的文明运作逻辑的揭示；最后，经史传统的最深层逻辑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在变化的“实事”中“求是”的实际哲学的态度。因为变化绝对发生，所以经史传统永无定型，经史传统永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这在根本上否定了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看待经史传统的做法。在这一意义上，经史传统就是文明的自生逻辑，是历史主体把握历史主动的途径，标示了从历史出发把握文明原理、以文明原理导引未来历史、在后来的历史中进一步更新原理的方法论。所以经史传统不仅是地基，也是道路，还是方法。经史传统的方法论在不同的思想范式中有不同的显示，道器关系、体用关系、理气关系、理事关系、知行关系都可以视为经史传统的不同角度的表达。实践论中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对经史传统中实事求是的实际哲学精神的转化创造。
当前的经学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术动力下的经学研究，一种是文化政治动力下的经学研究。在复杂的光谱之下，以经史传统作为地基、方法去展开研究的时候，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把握中国的价值、原理的生成机制，充分考虑政治、时代、社会的长时段因素对于中国哲学特质的形成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对思想、学术、文明等层级深入理解，才能在对传统的整全理解前提下把握中国哲学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经史传统所导向的是，我们在直接遭遇的历史处境之中，如何以历史主动精神去探讨未来的道路。所以把经史传统作为方法，应该以时代问题为校准，以当下的实事为校准，不仅要为思考赋予历史的纵深，同时也要避免抱残篇以待来者的外在于历史的态度，要让哲学史参与到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讨论中，让经史传统获得新的生长空间。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