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至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举行。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等十个项目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百年求索探寻文明根脉，百年艰辛夯实自信根基。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十个项目，以跨越时空的文明密码，再次拼合出中华文明的壮阔图景。“十大考古新发现”，不仅是对百万年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人类史前文明史的有力建构，更是对有文字记载以后文明史的补充与完善，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化，让文化自信根植人们内心深处。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是文明诞生的基石。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的考古成果，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社会的面貌首次完整呈现。该遗址横跨新石器时代始终，发现了人工土台、红烧土广场等聚落结构，揭示了从稻作起源到农业社会高度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遗址中壕沟与生活区的规划，表明先民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组织能力，为“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实证。同样，甘肃临洮寺洼遗址的三重近方形围壕，以规整的布局和宏大规模，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这一“围壕”结构不仅是早期城池的雏形，更暗示了社会等级与权力集中的出现，填补了黄河上游文明探源的空白。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则突破了青藏高原文明化的传统认知。作为海拔最高、序列最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其出土的陶器与工具表明，高原先民在极端环境下仍发展出独特的生计模式，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韧性。
技术的进步是文明演化的动力。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出土的9万余件石制品，不仅展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高超的工艺水平，其地层中保留的动植物遗存，更成为研究古环境与人类适应策略的“全科档案”。尤其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石雕，被视作早期人类“行为现代性”的标志，为东亚现代人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而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则重构了战国晚期楚国的礼乐文化。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组合、丝竹类乐器群，打破了此前楚墓以青铜编钟为核心的礼制传统，反映了礼乐制度从“重器”到“重仪”的转变。这一发现不仅为楚国东迁后的文化嬗变提供了物证，更揭示了中华礼乐文明动态演进的深层逻辑。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西周甲骨文新发现，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宫城南门出土的刻辞卜甲，内容涉及天文、军事与地理，为破解西周政治制度与统治技术提供了直接文字证据。三座城垣的厘清，更还原了周人都邑的宏大规模，彰显了早期国家治理的成熟。
考古发现亦印证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作为我国最西端的早期佛寺，融合印度、中亚与中原文化元素，其土建筑形制与壁画风格，生动记录了佛教东传第一站的融合轨迹。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中国佛教艺术史，更成为丝路文明交流的缩影。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相”“滇丞”封泥，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揭示了西汉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国并行”的治理智慧。这种“柔性羁縻”策略，既维护了中央权威，又尊重地方传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历史镜鉴。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则揭示了长江流域在夏商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其青铜器组合与中原高度相似，表明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与长江已通过技术传播与政治整合，共同构筑了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底。
此次入选项目中，科技赋能考古的成果尤为亮眼。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遗址的深海考古，依托载人深潜器与高精度测绘，首次实现了千米级深度的系统发掘。两艘明代沉船中出水的珐华彩瓷器与木材，不仅填补了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研究的缺环，更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分子生物学等跨学科手段的应用，亦在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中取得突破。通过对人骨遗存的基因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平潭史前人群与东南亚族群存在遗传联系，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关键线索，重新定义了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谱系中的坐标。
通过考古新发现，我们得以触摸历史的脉搏，还原历史的真相。当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历史，知道了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我们的文化自信便有了坚实的根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这份文化自信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行，让中华民族在传承与创新中，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从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的辉煌过去，也更加坚信它将拥有无比光明的未来。（金羊网 文/黄登明）